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城镇化的进程、速度、效果将决定下一步重大改革的时机。其原因在于：中国民主化进程取决于市民社会是否形成。

　　当前，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而按照发展经济学或发展社会学概念，二元经济的背后是二元社会，两个“社会”的人不按统一规则行事，农村属自然经济，城市是市场经济，规律不同，其诉求也不同。如北京周边的农村居民在村里搞城市化，办自己的企业，发展好了，也能提供公共产品，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就是一种城市化方式。如果从市民化或城市化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只看他们是否“盖”成城市，而是看他们的观念是否与城市人相同，利益诉求是否与城市人一样。

　　很简单，如农民和城市人的诉求不同，就无法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民主选举。因而，社会民主一旦放开，两个阶层的诉求统一不起来，很可能造成社会分崩离析。

　　比如，“拉美模式”失败的核心问题并非是中产阶级是否形成，而是拉美国家两极分化的严重，二元社会格局没有转变。在“拉美模式”实施中，大量的庄园主涌入城里，但没有工作。他们在本质上还是农民，他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与城市居民没有共识；而中国台湾和韩国却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民主选举之路，其核心就在于市民社会的形成。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一词从德文中演变出来，原意就是“市民阶层”、“第三等级”。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两个阶级：贵族阶级与农民阶级，那么，这两个阶级之间永远是你死我活。这也是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无法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原因。只有跟贵族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无关的第三个等级（市民阶层）占据社会主体地位，或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才能有效协调贵族和农民这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

　　中国市民化的社会进程开启于农民工进城。在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改变不了其农民身份，但他们的孩子从小在城里受教育，对农村没有感情，也没有种地的技巧，更不愿意回去，所以，第二代农民工才是真正的市民阶层。第二代农民工的诉求非常重要，政府需要给他们城市市民身份，让他们在城市中留下来。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工市民化。

　　事实上，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户籍”问题，而是这背后的政府服务提供不了，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均等化，政府财政和服务设施缺乏。广东教育厅曾经说深圳有几十万农民工，就算广东教育厅有钱愿意补助，也无法解决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考大学的名额，都按省分配，若农民工的孩子在广东考，那就挤占广东本省的名额。所以，诸如此类的事情要全国一起实行。如果按照现在的教改规划，2020年教育实行公平化，那我们2020年同时实现市民化，这时候利益诉求就基本一致了。这时开启民主，大家的议题也就基本集中了，不然就是冲突，因为大家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同。

　　所以说，市民化过程又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改革，因为在形成市民化过程的同时，也形成了社会利益诉求的一致化。

　　故也，市民化进程取决于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进程又决定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假如发展顺利，那么约在2016-2020年左右，中国农村人口中的富余劳动力基本上被城市吸纳。第二代农民进城了，并进入工业部门成为了工人，他们不再是农民，其行为和诉求也就不一样了。他们和城市的其他市民一样，要的是涨工资，而不是要分地；要的是提供公共设施，而不是要地盖房子。社会形成的共识便产生。

　　至于各级人大力量的壮大，我觉得核心还是寄望于市民社会，利益诉求是核心，人大代表若不代表百姓，市民就可以不选他。现在的人大是被代表。现在学术界、理论界，有一些启蒙思想。但又有些人沾沾自喜，认为30年比较成功，这次金融危机政策力度大，一下子称“中国模式”了，别人夸你，中国自然高兴，但别把这事真当回事儿。

　　其实，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此推断，在之后的五年，中国社会面临的整体民主诉求压力就可能出来，即改革的“外部”整体动力可能基本形成。■

   （曹远征为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此文根据他与《财经》记者交流时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