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者不受到法律的约束，但是，当主权者不以主权者角色出现而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同样要受到主权者法律的约束。如果我们演绎一下，便意味着：当君王以主权者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在法律之上；当他以法律管辖之下的主体出现的时候，他便在法律之下。

  国王是在法律之上，还是在法律之下？这是我们在探讨法律与民主关系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回避的一个问题。在古罗马帝国，他被称之为皇帝，在日耳曼人诸国，他被称之为国王，在周代之前，他被称之为王，在春秋战国，他被称之为国君，在秦代之后他被称之为皇帝。王权是一个人的政治统治，国王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在近代以前，国王代表着国家的主权。

  然而，国王不受到法律的约束，只是历史上偶然的特例。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历史，都无一例外。因为，一个君主不倚靠法律的统治，而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治理国家，他的王国不可能长久。更重要的是，一方民众的生活必定有其既定的生活秩序及市民组织方式，而将此表达出来的即是法律。

  “朕即法律”这种夸张的说法，要么是国王一厢情愿，要么是文人的吹嘘恭维。一个有野心的国王，总是要为自己立法。查士丁尼当上罗马皇帝后，便开始编纂《民法大全》，祈望古罗马帝国的重新崛起。西西里狡猾、果敢、冷酷和残暴的罗杰二世，英格兰坚毅、残酷和好斗的亨利二世，法兰西集残忍、暴躁、克制和冷静于一身的腓力，德意志暴躁、残酷和胆大妄为的弗雷德里克都是开国的国王，但是他们都把法律看作通往权力和荣耀大门的钥匙，把法律当作维持王国安定的工具。从法律发生的角度上看，法律制度与国王的权力不可分离，政治上专断的权力导向和维持了各国的法律制度，因为，他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伟大立法者。

  不过，国王与法律也存在着冲突的一面。国王制定了法律，他是否应该受到他所制定法律的约束？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同步出现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一个君王取得王位，要么是世袭，要么是篡位，要么是民选。14世纪以前，君权神授理论占统治地位。汉摩拉比之于太阳神沙马什，摩西之于耶和华，摩奴之于梵天，汉武帝之于天，都是君主替天行道的经典传说。如果君主的权力来自于神，那么君主是不受人类法律约束的。即使是到了16至17世纪的格劳秀斯和霍布斯时代，虽然他们承认君权来自臣民的授权，但是，他们认为君主并不受社会契约的束缚，因此，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力，臣民只有服从的义务。主权在君，君主是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

  另外一种理论则正好相反，“法律之下的王权”是罗马法的一句古老格言。奥古斯都将古罗马的共和改为帝制，却称自己须受制于法律；当布丹把主权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也认为掌握主权之君主至少也要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到17世纪的时候，洛克之流的社会契约论者则把君主纳入到了社会契约当事人之列，君主也是社会契约的签约一方，他也要受到社会契约以及法律的约束，这便开始了西方近代的民主理论。

  18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从理论上解决了主权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尽管卢梭心中的主权者是全体人民而非国王，但他的理论仍然可以逻辑地解释国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主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由它而生国法。因此，主权者不受到法律的约束，但是，当主权者不以主权者角色出现而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同样要受到主权者法律的约束。如果我们演绎一下，便意味着：当君王以主权者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在法律之上；当他以法律管辖之下的主体出现的时候，他便在法律之下。

  英格兰“国王不得为非”宪法惯例的发展，可以历史地解释“国王在法律之上”或“国王在法律之下”现象。到亨利三世的时候，英格兰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英国人不愿意把自己的民族仅仅当作一个领地、村庄和庄园的集合，而愿意建立起一个具有主权的中央集权国家。到13世纪的时候，国王与贵族、男爵和自由人之间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大宪章》保护贵族们不受到专制国王的侵害，作为回报，“国王不得为非”成了英国的宪法惯例。这个宪法惯例意味着，国王是主权者，他具有法律上的豁免权，不能够成为法律诉讼的被告，不能够在“他自己的”法院中受到审判，以此来维持主权者的特权和尊严。布莱克斯通在他的《英国法释义》中，戴雪在他的《英宪精义》中都有着详细的评述。

  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继承了英国的法律传统，但是没有了国王。不过，英国法“国王不得为非”惯例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它成为美国法中联邦和州以及相应官员主权豁免的根据。美国宪法第11条修正案否定他州臣民和外国侨民控诉本州的权利，马歇尔大法官在司法判例中又否定了本州公民控诉本州的权利。但是，这种法律所隐含的社会政策的目的，不再是保护国王的特权和尊严，而是保护公共权力机关在履行职务的时候不受干扰，或者，保护联邦和州对公共基金、财产和机构的控制权。其中的理论依据，则是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呼吁的那样，主权豁免是公民自由做出的必要让步。

  国王意味着权威和荣耀，民主象征着文明和进步，两种因素代表了国家在不同阶段所显现的特征。“国王在法律之上”向“国王在法律之下”的变迁，标志着君主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