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姻的契约性质及妻子的法律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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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未 来源：人民法院报 |
婚姻的经典定义是契约说和伦理说，分别源于康德和黑格尔。
康德说，“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器官而产生的结合体，它是依据人性法则产生其必要性的一种契约”，这便是婚姻契约说；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婚姻是一男一女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自愿终身结合、互为伴侣、彼此提供性的满足和经济上的帮助以及生儿育女的契约”。而黑格尔则认为，“婚姻不应当是双方利益的交换，这种结合，应当对本人、对方、家庭、社会负责，它应当是伦理化的，而不是商品化的”，这便是婚姻伦理说。
契约说虽然在西方婚姻制度的反封建斗争中起过巨大作用，但不免有使婚姻关系成为商品化的双方利益交换的嫌疑，与婚姻的美好内涵背道而驰；伦理说更多将婚姻视为身份，却又不利于婚姻当事人的保护。
婚姻的合伙说却来自经济学家，美国的贝克尔教授和波斯纳教授为典型的代表，他们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婚姻，认为婚姻是一个特殊的合伙，夫妻关系和合伙人关系中的主体都具有平等的地位，成立都以意思自治为基础，以相互信赖为条件，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损益，并且处于关系中的主体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婚姻合伙中妻子的角色
社会分工同样存在于婚姻之中，男主外，在市场上竞争，女主内，在家里相夫教子为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由于女性的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特征，只有女性才具有生育、哺乳的天然能力，在抚养子女和从事家务劳动方面也比男性更具有先天优势。
当女性把时间花在家庭中，带来家庭效益大于女性把时间花在市场所带来的效益时，市场便把女性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家庭，而把男性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市场部门。一个有两种性别的、有效率的家庭就自然而生，性别的比较优势得以呈现并使家庭获益。
与婚姻合伙制匹配的夫妻财产共同制
夫妻财产制有分别制与共同制之分，分别制与合伙性质不符，不利于婚姻中的妻子，而共同制符合合伙制，有利于妻子。
在分别财产制下，女性在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照顾子女老人的同时，还要为挣到自己的财产而奔波。这种制度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贡献的经济价值，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男女平等。严格地说，男女平等并不是指女性和男性的相同待遇，因此，在分工的不同的条件下，法律上的“一视同仁”，就如同在原本倾斜的天平两边加上同等重量的砝码，结果仍旧是倾斜的。
而在共同财产制下，妻子承担家务劳动等的同时实际上就是一种有工资的工作。在贝克尔教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应当把家务的贡献也算在里面”。如果女性在家务上做的贡献换算成实际金额的话，那么太太在家所赚的钱可能会比先生在外面的薪水还要多。试想，如果聘请钟点工人来做家务，那么就要按照钟点工的劳动时间来支付对价，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务劳动就市场化了。如果妻子承担了家务劳动，则不必用家庭财产来支付钟点工人的工资，这有效减少了家庭积极财产的损失，这正是家务劳动价值存在的基础。
同时，由于妻子在家精心操持家务，丈夫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工作中，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创造更多的财富，丈夫所获得的收益，其实包含了妻子的家务劳动的隐形付出。共同财产制下给予妻子的劳动以适当的经济价值，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婚姻合伙关系所倡导的应该是共同财产制。
离婚财产分割时人力资源价值的评估
经济学上，财产通常指具有价值或体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的东西。除了普通意义上的各种有形财产外，人力资本之类的无形财产也应该被归纳到婚姻的合伙财产中，在解散时同样要予以考量与分配。
纽约州的奥·布莱恩（O\'Brien）案是有关人力资本分割的经典案例。案中夫妻结婚十年，两人致力于丈夫的医学求学路，妻子放弃了获得永久教师资格证的机会。丈夫在获得执业执照后向妻子提出了离婚。法院认定妻子除了料理家务和管理家庭经济事务外，还对婚姻期间双方的收益作出了76%的贡献。
法院认为妻子为了能让丈夫取得该执业证书，牺牲了自己的发展机会，而丈夫完成了他的研究生学历以及医学院学习和实习课程，在案件审理时，丈夫已经是一名外科医生了。因此，法院支持了妻子，妻子有权分享丈夫之人力资本的执业执照的利益。
当女性在家庭中相夫教子、承担大多数家务劳动时，男性把自己的时间用来提高技能、增加知识、发展事业，结果是丈夫的社会地位提高，职位晋升，能力发展，社会阅历增加，这都是一种提高未来收入的财富形式，具有明显的财产的特征。
共享是合伙理论的基础。婚姻合伙成立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即使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妻子之所以愿意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也是因为其对婚姻有一种信赖期待利益。有理由相信在家庭内部对方的成功就是整个家庭的成功，自己能够在将来分享到对方发展所获得的成果及预期利益。
婚姻关系如果可以正常存续下去，则女方能够从未来的共同生活中得到因自己的奉献和牺牲所带来的回报。但一旦离婚，丈夫所拥有的这些无形财产已附着在自己身上，相比之下，妻子离婚后，因为离开就业市场太久，剩下的只是贬值的技能和经验。因此，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财产的观念应该注入新的内涵，人力资源之类的无形财产也应纳入财产分配的范畴。这些无形财产也并非不可评估，虽然其所包含的人身利益部分不可转让，但其所包含的经济利益的部分经过评估后，是可以将其价值以适当方式在夫妻双方之间进行分配的。
离婚时丈夫补偿妻子的经济学依据
离婚时，丈夫应该经济补偿妻子，其中存在着经济学的依据。婚姻解体时，在家庭中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有权请求经济的补偿，这不是另一方的施舍或是道德良心，而是依赖于她们自己切切实实的劳动。在这一点上，我国婚姻法中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实质上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此规定值得肯定，因为妇女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大多低于男性，家务劳动又不计报酬，为了矫正不平等，经济地位较弱而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大多为女性）在离婚时应该享有经济上的补偿。
不足的是，这条规定的前提之一是夫妻双方采取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下就不存在补偿的法律依据。事实上，无论是哪种财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家庭利益而牺牲自己发展机会的往往是女性，家务劳动对社会而言无经济价值，但对家庭而言，妻子对家庭和丈夫的付出与丈夫为维持家计扶养家庭成员的付出有同等的价值。
这种补偿请求权不是一种救济请求权，而是为婚姻做出了非金钱贡献的一方，以自己的劳动对婚姻合伙进行投资而获得的收益。婚姻合伙并不是要求经济上强势的一方救济弱势的一方，而是对由双方不同性质投资而获得的共同收益进行公平的分割，这也就是婚姻合伙性质的体现。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将婚姻视为一个特殊的合伙，不仅仅是因为婚姻与合伙有诸多相似之处，更为重要的在于：将男女双方作为婚姻合伙中的合伙人，对处于婚姻中的双方行为的导向具有指导意义，给予双方虽然性质不同但同样具有经济价值的劳动以合适的评价，也具有重要意义。
婚姻语境中的男女地位的真正平等远未实现，我们需要在一种承认男女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来植入平等的理念——将婚姻视为一个共同出资、分工合作、共负盈亏的合伙。
在婚姻合伙理论的指导下，夫妻之间的财产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婚姻存续过程期间双方为了婚姻的幸福和谐和整个家庭效益的最大化，分工合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实现家庭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婚姻合伙解散时，婚姻中由于双方劳动获得的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包括各种无形财产），都被推定为双方对此作出同等贡献，财产的非金钱贡献方（通常为女方）为了婚姻家庭牺牲自己潜在的事业并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照顾子女和老人等对婚姻的非物质贡献得到承认。如此，婚姻存续时得以良性循环，解散后一方对由于自己的付出而应该取得的期待利益以及自己在婚姻中的非物质贡献也能得到相应的补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