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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曾为“四人帮”集团做辩护律师
“如果你能从我败诉案子的辩护词里讲出一件事、一句话是我讲错了，我都认输。”
——张思之
1927年生于郑州。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右派，劳改15年。1972年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改革开放后，重返律师界。长期以来，担任很多重大案件的辩护律师，如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94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2003年郑恩宠律师“泄密”案。
从潘家园移居崇文新世界，83岁的张思之独来独往已两年有余。赋闲之余，张思之偶尔地接见些朋友，多数时间看看书写写文章。
如果说中国律师界还有一位元老级人物的话，那大概就是张思之了。
张思之最令人瞩目的辩护经历大概要算1980年11月12日，他被指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案件中的辩护律师。但江青对张的态度和能力颇有微词，而且拒不接受“叶、邓派来的律师”。因此，张思之转而出任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李作鹏的辩护人。
张思之由此名声大噪，而他为异端辩护的职业律师生涯也就此拉开了序幕。面对多位被告人的诚挚委托，他从未表示过拒绝，一度被称作此类案件“专业户”。
网上流言可以证明张思之的影响力：闹得沸沸扬扬的李庄案二审之前，有人传言张思之将担任李的二审辩护律师。但张思之否认与李庄案有接触。
尽管张思之在律师界很有声望，但他办理的案件没有一件胜诉，唯一一件一审胜诉后还被检察院抗诉，最终依然难逃失败的命运，以致“屡战屡败”成了张思之律师执业生涯的一道标签。2005年，张思之得知河北青年聂树彬可能被冤杀一案，他免去了一切费用决意为之澄清，最终顿感无力回天。
虽然“屡战屡败”，但张思之说，“如果你能从我败诉案子的辩护词里讲出一件事、一句话是我讲错了，我都认输。”这是他说过的最狂妄的一句话。
张思之的良心与见识，可以从庄学义案上得到印证。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导致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五万余军民历时25个昼夜才将其扑灭。大火也致使图强县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被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但事实上，庄学义并未曾玩忽职守，反倒是做到了恪尽职守，为尽可能减少损失已经竭力。
张思之是庄的辩护律师。他为庄的蒙冤而愤怒，发表辩护意见时，张思之直陈：我们对案件的判决，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我发现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
但庄学义还是输了，被判刑三年。戏剧性的是，17年后，他被宣告无罪。
2000年，《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书出版，这本汇集张思之近20年来就所代理案件写作的辩护词的专著，被北京汉语研究所重视，张思之因此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说，“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同时赞扬他“以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写出了“黄金般的辩词”，“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
最近一两年，张思之很少代理案件，但他一直密切跟踪国内发生的重大案件，并每每发表观点甚至为之努力奔走，扮演着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从2009年公盟税务风波的多起事件开始，张思之均从各个渠道获取消息，在掌握准确事实经过的前提下，先后做出了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表态，并提示人们警惕某种动向。
采访末了，他慢慢地抬头略作思索，目光及嘴角处流溢出一丝并不确定的欣慰。
他说，我老了，但我还是看得到希望。对话
记者：到今天，你已经被人们称为“大律师”，新中国的一部“辩护史”，回望五十年，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吗？
张思之：最近我一直在想，对中国的律师，对中国的律师制度，发自内心地讲，我是有愧的。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一个最大的失误，在律协那个岗位，我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我没很好利用那个平台——当然，如果我做了，一定会悲壮，很壮烈，一定不会让我那么做的，那不可能的。
记者：你愿意悲壮吗？
张思之：但是，如果你的悲壮能换来大家的醒悟，或者起码的感悟，明白一件事情，毕竟是好事。就那么庸庸碌碌地，就磨过来了，或者叫就混过来了，毕竟说不过去。因为你居于那个位置，首都北京啊，大家都看北京哪。
而我当时，你不管怎么讲，你居于那个位置，不管从哪个角度，起码从律师业务（北京市）这一块，我有充分的调度权。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当时建立一些规则就好了。
记者：按当时的条件，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张思之：不一定可以做，但是应该做，我没有做。当时不是没有想过做，脑子里不断地晃着这些事情。而且也开始做了。
比如说，律师应该独立干活。当时是想过，而且试图说服我们的律师。有一个大教训哪。一位老律师，办一个案子，我看他汇报的案情，我认为是无罪，我说我是持这个观点的，建议他再研究一下，但是，按照规定，无罪辩护要请示，他去请示司法局。你请示什么呢，责任我担了就是嘛！他去请示了，司法局说不行，要辩护有罪，他就按有罪辩护，结果太丢人了：审判无罪，当庭放人，被告对律师破口大骂。这件事对我触动太大了。
记者：张老责己太重吧。当时真有建立规则的条件吗？
张思之：也不能说没有。
记者：那时的条件比现在呢？
张思之：好啊。现在后悔也太晚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啊。而且，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的一个弱点。我太不在乎官职了。什么这个长那个长哪，包括我自己的位置在内，都是扯淡的事。利用那个条件可以做很多事情。
记者：按当时的条件，你应该可以去当官吗？
张思之：有可能。也许有关方面考虑过。但是，我绝对不是那个（当官的）料。
记者：回想起来，你这样一个大律师，还是有很多遗憾吗？
张思之：有遗憾啊，非常遗憾。而且，严格地讲，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但是，怎么样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也没有很上心。多做一些实务是正确的，但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阶段，还是需要系统的考虑。我们往往考虑个案的时候多一些。我的辩护词是驳不倒的
记者：你代理过不少特殊案子，是怎样实现既办理这种案件又能保护自己的？
张思之：我做这类案子，第一，不出法律的圈子；第二，不出行业规范的圈子；第三，我跟任何外界不接触，包括记者。这么多年我根本不接受采访，我不但对媒体不讲，我跟家里人也从来不讲。只要关于我工作的事，他们都不知道。
记者：你如何处理律师与法官之间关系？
张思之：在这个问题上，我能谈的东西不多，可能我的做法不一定很对，我跟法官庭上庭下都不来往，或者说基本不来往。除非极其必要的个别事件，那也是在他们办公室里约一约、谈一谈。私人交往一次也没有，根本不来往。
记者：是因为你的声望么？
张思之：我总觉得目前这种局面，律师和法官私下勾兑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了，我们在这方面要求自己要更严厉一些没有坏处。
记者：有些小律师可能就要靠这样的方式。
张思之：我觉得，我们宁可从别的方面去找渠道，也不要跟法官搞这种勾兑，确实它的腐蚀性太大了，把法官腐蚀掉了，把律师也腐蚀掉了，从整个国家法治建设来讲，一点好处也没有。
记者：一直有人说你代理的案子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张思之：从我个人来讲，我办所有的案子我都不考虑结果。我只是管我自己，我讲的事实假不假，是不是真的，我讲的理由有没有道理，合不合法。最近这两年我是发了豪言壮语了，我现在就坚持一点，如果你能从我败诉的案子的辩护词里讲出一件事是我讲得不对，一个理由我讲的是错的，我都认输。但是我现在坚持我的辩护词是驳不倒的，绝对是驳不倒的，那你愣说我输我也没办法啊，但那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记者：但屡战屡败，这种挫败会不会挫伤你的职业积极性或者说自信力？
张思之：会。互联网万岁
记者：你对计算机了解么？
张思之：我不了解。
记者：平时怎么搜集材料呢？
张思之：我不搜集材料。我这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我不搜集材料也不存材料。我不认为这是我的优点，我觉得这是我天大的错误，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我过去没有这样的空间，材料我往哪里摆啊？你看我这里空间宽敞，但你到我家里去看看，我没有空间，我的一个小屋子，我的书房、我的卧室、我的接待室，我的书柜统统在那个小屋子里。我怎么去收集材料啊。没办法。
记者：电脑看新闻可以么？
张思之：因为眼睛的问题，不行。我左眼失明了，就靠右眼了。
记者：现在获取新闻的方式是报纸？
张思之：过去是，但我现在基本上不看报纸，我就是听，听广播听电视。
记者：有没有助手啊？
张思之：没有。我这辈子就讲过一句我得意的话，互联网万岁。那次有人搞一个互联网主题会非得让我讲话。虽然我不怎么用互联网，不上网，但是它的作用我知道，几秒钟之内它一个帖子就成千上万了。如果没有了互联网，那还得了？
记者：你在打官司之余忙些什么呢？
张思之：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最重要的事情是补充我自己，看书，学习。因为几十年没有认真看书，没有好好学习了。我跟你讲的是老实话。你查查我的历史你就知道，我什么时候安下心来读读书？没有。这是真的。真得好好读读书。
记者：你在朝阳大学似乎也没念几年吧？
张思之：所以说啊，我需要认真看书了。
记者：既然你没有安下心来读书，没有背过相关法条，你是怎么做到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辩护案件的呢？
张思之：呵呵。怎么说呢，我可能天生就是个律师材料。真的。我只要坐到法庭上我就有精神，就有激情，很多法官想收拾我，他们是很巧妙的，他们说老先生，这个案子很急，咱们今天是不是搞完，开夜车？我说可以啊。他们料想不到我比他们有精神。一直搞到晚上十二点，他们招架不住了，说太晚了，算了吧。我说不行不行，咱们说好今天要搞完它的。我只要坐那我就有精神。所以我说，我天生是律师材料，那没办法。
记者：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创办一个律师事务所？
张思之：我没有。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看法：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社会你能做到温饱，已经比一般的老百姓好多了，你还要怎样？
记者：方便问下你年收入多少吗？
张思之：我基本上没有，不是方便不方便谈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很少办案子了。说句老实话，能办的案子，只要是涉及穷人的，律师费，能免的我们尽量免了吧。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因为老百姓确实很不好过，我们在大城市，经常看不到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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