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迟迟不见民主落地？
 许章润  

 中国法律信用网www.law-credit.com   2010-3-29   来源： 中评网

   
          在三味书屋的一次讲座中，一位听众问我：从严复一辈先贤下迄于今，六代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超逾百年。然而，放眼当今世界，特别是主要大国，民主已然蔚为普世之制，唯独中国一家独后。换言之，只有咱中国的民主法治迟迟不见落地。这是何故？有哪些问题值得一思而再思？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也是今天中国大家都在苦恼的事情。而且，不管迎拒，这都是一个回避不了的事情，眼面前的棘手的难题。包括官学两界和一般民众在内，四海之内的亿万华裔子民，无分左右，不论姓资姓社，相信均为此寝食难安。
 
        I.

        不过，单说“中国的民主法治迟迟不见落地”，至少在词义上不够周延。实际上，放眼中华大地，不仅有“先富起来的”人群和地域，而且，也有“先民主法治起来的”样本。就民主言，台湾是中国文明区域内率先进入民主体制的先进，标示着中国文化对于一切优秀文明因素的接受意愿和吸纳能力，彰显了清末变法以降中国社会主流政治意志终成善果。就法治看，香港堪为样本，当然，也是个特例。在此，如果说香港的法治成因中不能排除一段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正如其迄今“有自由，无民主”同样源于这一历史背景的话，那么，台岛的民主可是儒家文明的中国社会自我打拼的结果，一种演生秩序和移植秩序的相辅相成之作，对于整个大中华范围内的民主建设，特具典范意义，尽管它也仍未臻达成熟的民主阶段，闹剧连连。同时，即就中国大陆晚近三十年的民主法制建设而言，无论是在“规范”的文本意义上，还是政体本身对于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自觉，抑或社会的多元趋向、自我组织能力与宽和包容胸襟，均不可同日而语。不期然间，中国实际上已然步入“训政初期”，缺的是“历史三峡”转型后期的临门一脚。①其之实实在在，一如中国的民主法治至今的确迟迟不见落地。事情本身如此，纠缠交结，非人力所能即刻奏效。而且，理论逻辑代替不了历史逻辑，着急和愤懑都于事无补，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要说清这事，还得回头从历史讲起。中国这一百多年，是一个多重主题变奏的历史进程，但核心问题不外乎“国家建构”，自“救国”而“建国”，经由“建国”而“救国”。首先，西方列强打上门来，导致“救亡”成为当务之急，引发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救国、建国”之前项。由此，同样是不期然而然，有所然而后然，引发出了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转型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而“救亡”或者“救国”，恰恰是这一历史转型的第一主题，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围绕着国家建构的“救国”和“建国”，构成了整个这一转型时段的时代主题，延绵至今，尚未完结。
 
        也正因为西方列强打上门来，救亡不可回避，所以必须建立民族国家，自朝代政治、王朝政体递次转换为民族国家体制，赋予中国一个现代形貌，再求进境于民主法治，形成中国的国家能力。如此才有可能“救国”，也才能救得了国。实际上，其一脉绵延的基本历史逻辑就是，初期模仿列强，先自上层建筑入手，砌筑中国的现代形式，至少先搭起个大框架，进而追求后续诸项，也才谈得上后续诸项，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为什么1911年的“第一共和”，于帝制崩塌后横空出世，府院部局，像模像样，有板有眼，虽然社会本身一仍其旧，人民还是那群人民。其间的理路在于，“救国”在先，“救国”必须“建国”，也必将导向于“建国”，而“建国”正在于“救国”。于是，从一开始，“建国”就伴随着“救国”同时发生，“建国”从破坏王朝政制、搭建现代国家制度的框架开始，而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国家建构叙事的一脉不息源流。
 
        如此这般，进而，话锋一转，为了“救国”而“建国”，则所建之国不仅当然满载现代性视野下的国民美好愿景，而且必须承载得起“救国”的当下殷殷托付。换言之，其之有心之外，复需“有力”，而且必须首先要“有力”，才能不负建国者的期望，也才能满足救国者的托付。——短时间来看，一种集权或者极权的存在，恰恰有力量，其他的选项，只好靠边站，也只能靠边站，一切俟诸他日吧！所谓力量，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力量，而且是“能够”集中力量的力量呢！集中是多元的对立面，而民主恰恰以多元为基础。职是之故，不难理解，相当时段内，国共两党，均不约而同地膜拜列宁，共同奔向这一政党模式和政治形态。
 
        其间穿插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演的一大基本背景是，晚近一百多年恰好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世界人类被迫经历了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和哈耶克式资本主义的两度洗礼。换言之，这种市场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掠夺，使得中国被迫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起而应战，不仅要在应战中迎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实现内部的自我转型，包括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更张，而且，要于更张中稳住局面，不能因为更张而失于救亡。因此，无论是“应战”还是“转型”，对于当年中国这样的“一盘散沙”来说，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则万事皆休。当年梁漱溟先生喟言，宪政不外乎“势”与“理”两相调剂后的统合之物，而中国各种力量之间无理可讲，没法沟通，又无一“势”绝对独大，大到足以统合的地步，故尔只好彼此火并，打成一团乱麻了。而无论是“势”还是“理”，不管哪一项，均非一蹴而就。所以，置此宏大世界背景下，整个“第一共和”就一直不曾共和得起来，最后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至少做到了一“势”独大，整个社会旋成一个铁桶，不仅办成了“救亡”的大事，更是完成了“统合”的大业。
 
         进而，1949年“第二共和”，西方人眼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红色共产政权”成立之际，适值“冷战”爆发，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封锁与高压之下，意识形态冲突、地缘政治角力与东西文明扞格混合一体，“反华”与“反共”遂搅成一团。它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后果，即人民共和国不期然间担当起受难者形象，身处角斗士位置，反赋予了“红色共产政权”以存在的根据。正如“一战”后英法的贪婪和残暴催逼出日尔曼的强烈民族主义，其实参与缔造了德国法西斯，西方列强在“二战”后的围堵，恰恰为“红色共产政权”的存续提供了依据。好比说，村庄或者街道，“联防队”的存在总是要以此地经常发生案件为必需。倘若几十年来太平无事，甚至连随地吐痰都不曾发生，那要联防队员干什么呢？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功用了。恰恰昨天张家被偷了，前天李家被抢了，又有阿飞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追逐良家女子，致使鸡飞狗跳，此时此地，彼时彼刻，人们才会意识到并且乐于承认，“联防队很必要，联防队员真的很重要”。所以，恰恰是世界性的冷战这一严峻形势，反而使得“第二共和”政体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这就相当于1937年，日本鬼子打到中国，给予国共内战中快要崩盘的那个武装力量以喘息之机。传说周总理还是毛主席，1972年接见来华访问的日相田中角荣，说是“谢谢你们”。故事真伪撇一边，道理则是地道的。
 
        其间徜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思路，可能也是一种历史逻辑就是，如果说为了使得救亡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有效，中国才想到了制度建设问题的话，那么，晚近的改革开放，一如前两次的改革开放，②恰恰是因为“应战”能力有限，故尔，为了增强能力，获得看家本领，所以才会被迫改革开放。毕竟，“救国”之后还需“建国”，而且，更主要地在于“建国”，使得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调整了行事方式，不是以“消灭”对方，而且以将对方纳入既定议程的方式，来行统合之实。这也使得“被统合”者遭受“颠覆”的担忧有所纾解，而使得启动“改革开放”成为可能。也许，愈是“封锁”与“围堵”，巩固之心愈切，反倒形成了僵局。看看今天的北韩，其情其势，一目了然。但是，它们无一能够与那个叫做民主法治的人间制序兼容，也是明摆着的事。今天中国一度被称作“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赋名与受名双方，好像都为此发明沾沾自喜，各怀盘算，但其实讲述的不过就是“纳入既定议程”这件事而已，老套的西洋“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那一套而已。而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一时民主不起来，但终究有望民主起来。
 
        正是在此宏大历史背景下，不难理解，直至今日，还有一些先生们说先放弃个人自由，民主缓行，而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急行军来实现百年追求的救亡、富强目的，如此再猛干三十年，那时再讲民主法治。此与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人士倡言通过民主体制、市场经济来实现兵强国富，其实是两个极端，而内在理路则一，纠缠的仍然不外是“救国”与“建国”的逻辑。但是，今日中国“救亡、富强”的目的早已实现或者初步实现，“建国”大业中最为辉煌的民主殿堂，实在是到了该好生修建的时刻了！无视此一时间节点，傥论“再忍三十年”，可谓昧于时势，而终究违于时势。至于华裔学人，居港澳，享高薪，运用言论自由，撰文发话，谆谆告诫“内地同胞”不要相信民主，更不要轻易废除户口制度，否则会乱云云，则又另当别论了。
 
        至此，不难看出，晚近百年的中国国家建构历程，是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同步推进过程。双重主题，交响曲调，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文化转型，致力于“国家建构”的宏伟史实。此时此刻，直要走到今天这一步，民主法治才会成为全民族的主流政治意志，汲汲于登堂入室呢！如果说此前不免操之过急的话，那么，此刻可就是十万火急了。昧于此，人琴俱焚。
 
       
 

        在此情形下，我个人对于中国的民主前景怀持极为乐观的心态。

        先从宏观来看。当今世界，如果用“蓝色文明”来标示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用“黄色文明”来指代儒教文明和佛教文明（包括泰国、缅甸和中国，乃至于日本），用“绿色文明”来象征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话，那么，总体而言，蓝色文明基本上全部实现了民主化，无一例外。包括后发的东欧国家和南欧国家，也大都程度不同地实现了民主化。曾几何时，长期趑趄不前的拉美，近年来亦有转机。类如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既贫且弱，为族群政治和宗教分歧所困扰，不得不受大国政治的左右，亦且启动了自己的民主化进程。相较而言，“绿色文明”诸国大都尚未进入民主化体制，但也有成功启动民主化进程的。其例如号称“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虽然该国的现代组织化程度不如中国，经济发展的速率和层次不如中国，一般国民的生活水准及其提升速度可能也不如中国，甚至，暂时也还谈不上具备清明的法治，但是，印尼作为伊斯兰教国家正式进入了民主化时代，说明伊斯兰教的“绿色文明”与民主理念并不冲突，或许，假以时日，好自为之，还能开出一种伊斯兰式民主的现代性来呢，亦未可知。
 
        在“黄色文明”国家，日本早已进入民主法治国家行列，一度蔚为东方强权，马上模仿欧盗，东侵西凌，最后落得个一败涂地。其之民主，虽然具体操作，相较欧美，差别颇大，但其为民主法治国家，得无疑义。当年日俄大战，日本以小制大，一举击败庞然大物，吾土报刊，即以立宪战胜帝制为论。此外，二十世纪东亚民主进程中尤其令人欣慰的发展是，台湾作为儒教文明的地区，自1987年“解严”，民主化运动如火如荼，逐渐成长，到1996年李登辉经由大选上台，实现了民主的初次演练，再到2000年民进党由反对党一跃变成执政党，鲤鱼跳龙门，尤其是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一轮替换，标示着民主体制已然稳定下来，蔚为定制。面对这一标领正当性的新政统，也是新道统，今后再也无人无势得能翻覆。之所以说尤其令人欣慰，是因为台岛的民主发生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脉络之中，是在一个相对比大陆还要秉具浓郁儒家传统的地区实现了民主转型，其所提示和彰显的，与大陆戚戚相关，样板意义不言而喻。
 
        泰国作为一个佛教国家，虽然政变连连，民粹主义似乎也很猖獗，但是，我们能够说它是一个不成熟的民主，但却毕竟是民主。它不是最好的民主，但它依然是民主。今日国人对此多诟病，似乎颇不屑，但是，不要忘了，要是连这点政治基础都没有，它也就没有今天这般光景呢！还什么小龙小虎的？！泰国的实践说明，佛教文明跟民主同样不存在冲突，除开历史时机诸项，关键是当事者是否有翻转民主体制的本事和意愿。

        诚然，民主法治并非最好的制度，只不过是最可能避免制度之大恶的体制安排，也是迄今人类的秩序想象力所能想得到、做得出的较为不坏的生活安排，如同一位意大利学者所言，民主并不是最大的善，但却是较小的恶。③但是，当今世界，没有它，可是过不好日子的。你想，天天处于“严防死守”状态，彼此提心吊胆，这日子还怎么过！
 
        III.

        再从微观着眼。纵观前后，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今日中国正处在民主体制降生的前夜，缺的只是“临门一脚”。除开在下于“中国步入训政初期”一文中的陈述外，综理其因，大端者三。

        第一，国内民意沸腾，民众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日益高涨。任何有关政权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标榜，如果不将民主因素考虑在内，哪怕你说“代表”一切，也不具有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统。民情，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在此，拂逆不得。否则，早晚翻船。毕竟，你们已不是“打江山”的那拨人了。

        而且，看看现在的阵势，那权力营垒里，真正是“谁也不敢得罪谁”呢！

        民主意味着制度运作的“公开性”，特别是公共权力向全民开放，人人秉具基于公民团结的横向联合行动权利。既然互联网是封锁不了的，就像人欲是灭不掉的，你说，这公开是不是早晚的事。而晚公开，被迫公开，就不如早公开和主动公开了。
 
        第二，经济全球化。谁也不能把经济搞砸了，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政治合法性，进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就是政治正当性。大家眼睛都盯着票子，都想过好日子，老是桩家全赢，那谁还玩呀？要想经济发展，就要跟世界主要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要跟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就必须接受世界共同规则，民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要件。否则，总是别扭，时刻受限。以为中国进入民主制序，就有永久和平，当然是痴人说梦。君不见，那民主诸国，还不是各自心怀鬼胎，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呢！要不，怎么美金和欧元猛掐，掐得也是差不多死去活来呢！但是，民主制序落地中国，一定会强化中国的软实力，从而，腰板更硬，打起交道来也更方便，更体面，却是不易之理。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所有先行发达起来的国家虎视眈眈，其于中国形成的压力，我们作为老百姓可能感受不是十分真切，但是，我相信居庙堂之高者，肯定有更为强烈的切身感受。正如当年经济崩溃，制度资源穷竭，逼迫出第三次改革开放，今天的大国博弈，首先是经济博弈，同样有助于中国的民主法治登场。
 
        虽然今日中国挟骄人的经济成就，迫使多数西方国家似乎暂时不得不放下身段，“讨好”这个经济大国，以致于一些“老左”癫狂，忙叨“中国模式”。但是，经济的起伏消长是常态，万一将来经济发展走缓，我们该如何自处呢？实际上，随着人口红利渐渐消失，内部结构性问题愈益凸显，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性因应迟缓，使得包括民主进程在内的体制改革，更加迫在眉睫。无此改革，可能就无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没有经济发展，连起码的合法性也会丧失，还“维稳”个鬼呀！因此，为你们高官厚禄计，为我们柴米油盐计，当此之际，未雨绸缪，积极寻找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实在是刻不容缓。
 
        第三，谁说中国没有反对党？中国不仅存在一个完整的“反对党”，还存在着一个“半个反对党”呢！反对党在哪里？“台湾”嘛！在政治象征的意义上，台湾构成了中国的反对党意象。换言之，台岛人民凭藉自己的民主实践，每天通过新闻传媒，以真人秀的方式，向十三万万同胞讲述着一个叫做民主的中国故事。这个叫做民主的长篇连续剧，包括台岛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既有肃清贪腐的司法活动，也包括政党政治及其阴暗面的曝光。而无论是街头抗议，还是议会口诛，它们构成了并讲述着同属儒家文明的另一方水土的同胞兄弟的民主政治生活，一种中国人打理日子的新活法、新立法与新说法，向十三万万同胞呈示着中国文明伟大转型的诱人故事。一定意义上，作为中国文明的民主飞地和政治特区，它所造成的样板效应比普通反对党造成的压力还要大。君不见，只要你说中国文明不适合搞民主，马上就会有人说：台湾呢？台湾不是中国吗?如果你说经济发展条件太差不行，那台湾呢？台湾还不如香港。如果你说人太多不行，那台湾呢？台湾那屁大地方居然有2300万人口，堪比澳洲全国人口之和，属于欧洲的中等规模之国。所以，在象征和譬喻的意义上，台岛的民主政治生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反对党意象”。反对党的存在，意味着政治多元，是民主的重要特征。只要有反对党，早晚都会引发政治权力分配的重构性阐释。
 
        那么，“半个反对党”是谁呢？就是香港了。相较于台岛和大陆的读书人，可惜，香港的大学不少，高薪养了许多人，却不见有什么。

        唐德钢先生曾经喟言，中国近代的历史转型需时两百年，换言之，到2040年前后，应当水落石出，大体完成。在此，我谈不出更多的根据，只是直觉，觉得唐先生的预见充盈历史感。换言之，顶多再过两代人，中国必将迎来自己的民主时代，彻底完成中国文明诸子至秦汉转型之后，最为伟大的近代转型。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重温，倍感温馨，备受冲击，倍觉浩瀚，也倍加神往。
 
        当下中国，已然步入训政初期，转型历史正在爬坡，需要的是助力“推一把”；民主政治正在敲门，缺的是“临门一脚”。对于富于理想并且深谙政治本质的政治家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每个伟大时代，都必然会催生出自己的伟大的思想者和政治家。时代呼唤着自己的政治与政治家，要求他们经由政治决断，将中国从训政引领向宪政，最终完成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的现代性转型，彻底走出历史三峡，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而且，其真诚与迫切，丝毫不逊于“1978年”或者“1992年”等重大转折时刻，而就“历史意义”而言，势必远远超出当年。
 
        “国族生存”要求政治与政治决断，而国族生存依恃于并且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国族成员的安全与福祉。而政治决断展现的政治意志，同样托命于国族生存，正如所谓的“体制”必以国族生存为鹄的，方堪托命。在此，实现政治的本质，果断“决断”，其实是在完成双向托付，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它们既是启示，也就是天命。
 
2010年3月2日于清华无斋

【作者简介】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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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具体论述，参详拙文：“中国步入训政初期”，见中评网。
2. 前两次“改革开放”分别发生于19世纪中晚期和20世纪初年。第一次“改革开放”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下迄1895年甲午海战，大约25年左右的时光，以洋务运动为骨干。第二次“改革开放”至晚从1903年开始，表现为清末的“变法修律”，至1927年国民党实现南北统一，实行一党专政为止，也是二十来年的时段。
3. 参详【意】诺伯托?博比奥、莫里奇奥?维罗里：《共和的理念》，杨立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页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