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

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

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那“右派”经历与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我们对政治风  波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  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  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  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 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市场经济 “，所以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主要问题。而对私权的侵犯，或者叫对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人权保障仍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

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80寿辰的纪念活动，那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以我的80寿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从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的，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  写了约十章近十万字左右，又彷徨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给我配备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感谢陈夏红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问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后，叫个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悲歌》：

“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曰手，不许弯大弓。翻六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天穷。谁主沉浮与枯荣？  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

谨以此序献给亲爱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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