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即将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这些话语中的大国之“大”，基本上指物质性力量的强大。有些人士，尤其是国外人士肯定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其依据正是中国人口庞大，GDP规模庞大，经济高速增长，军事实力强大。国内人士普遍不承认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国，但始终把大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为达此目的而开列出的对策无非继续快速发展经济，提高GDP规模及人均GDP水平，发展科技，增强综合国力。

《大国崛起》电视片肯定了民主、法治、市场的作用，但在其叙事逻辑中，这些制度之所以是必要的，不是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是值得追求的，而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保证那些物质性力量的快速增长。同样是这样的逻辑，让中国部分官员、学者对印度模式大不以为然，某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民主、法治如果不能让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就没有用处，假如妨碍了经济快速增长，那就不如不要。

可以说，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在中国不少官员、学者及普通民众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据此而采取的战略与政策选择完全有可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国强民也富的国家，但现代大国兴衰起落的悲喜剧表明了，如此成为大国的结局，却也很可能让人沮丧。

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

《大国崛起》所罗列的近代大国，大多数都曾经信奉过当代中国人所信奉的物质主义哲学。这种物质主义乃是一种伦理态度及国家哲学，它与培根之后的近代唯物论、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唯理主义有密切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的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信，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城邦、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对于人实现其最高目的——善或者趋向上帝——是必要的。这一最高目的同样约束着城邦或国家。因而，城邦或者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伦理性存在，统治的正当性在于其能增进“公共善”，向人们供应正义。正义是国家的根本特征，圣奥古斯丁曾说：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国家就跟盗匪团伙没有区别。所以，中世纪的普遍信念是，国王在上帝与法律之下，暴力本身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统治者，他必须服从上帝与法律，才享有统治权。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周的“礼治”背后的政治哲学：天子与诸侯的统治权来自于礼，而非力。

近代哲学则颠覆了这套宪政主义的国家哲学。人的本质就是自利的欲望，国家只是人为了让自己享有安全、保障生命与财产而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工具，与伦理目的无关。国家的正当性不再来自上帝或法律，而是当权者所掌握的物质性力量：法律之所以有效，仅仅因为法律具有强制力，国民之所以顺服，仅仅因为他们恐惧惩罚。也因此，为遏制众人的欲望，及对抗其他国家，国家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为此，博丹、霍布斯构造出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因此，乍一看也许有点奇怪：近代哲学无不奢谈自由，但最终大多以权力迷信告终，不论是一人独裁的权力，还是某个集团的权力，或抽象的人民的权力，而“权力”一词在古典与中世纪哲学中根本不占重要地位。“权力崇拜”构成了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一。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二是对财富的迷恋：国家把金钱、制造业等视为国家的根本力量所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催生了历史上第一套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它倡导通过制造垄断、设立专利权、限制进出口、限制本国货币外流等方式，为国家积累财富。此后大多数经济学都继承了这种精神气质。

由此，大国依靠实力崛起并被实力更强者超越、摧毁，就成为历史的主题。

大国们的覆辙

权力与财富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今人所津津乐道的“实力”、“国力”。一国之大，就大在这些“力”（power）上。为了积累实力，国家对内占有资源和财富，扩张国家权力，把权力扩展到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经济活动，尤其是把公民组织起来，纳入到国家的动员体系里，让每一个公民都作为国家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此时，国家所能给出的唯一论证就是，如此可以强国，自由何足道哉。对外，国家不顾既有的国际市场、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狂热地寻找资源、扩展影响力，轻率地与其他国家发生摩擦乃至冲突。此时，国家所能给出的解说总是民族生存或国家安全。在物质主义心灵支配的世界上是没有对与错的：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

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具有一种自拆台脚的倾向。当实力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唯一尺度时，强者倾向于依赖对内的暴政聚集国家力量，弱者则难逃被更强者毁灭的命运。试看《大国崛起》所论及的各个大国的命运：西班牙依靠对外殖民实现强大，随后被英国打败，从此一蹶不振，迟迟不能建立起现代宪政政体。法国借着大革命的狂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强制征兵制，就在巴黎的断头台频繁起落之时，法国军队横行于欧洲大陆。但法国国土当时就已遭到欧洲君主联军的围攻，最终虽占领很多国家，却与德国结下冤仇，后来两度被德国人入侵占领。德国人为这种荣耀同样付出了惨痛代价：统一过程是普鲁士军事独裁统治的扩展，最后则是两次大战的毁灭。日本的命运与德国类似。苏联为了崛起，把物质主义国家哲学推向极端，国家占有全部资源、全部工厂，甚至占有全体国民的身体与思想。为了积累国家力量，甚至不惜人为制造饥荒。但最终，甚至都不需要直接冲突，仅仅一场冷战，就让其庞大帝国土崩瓦解。

如此算来，近代以来陆续崛起、或试图崛起的大国，大多数的命运其实十分悲惨。而在这些恶梦之前，它们都曾经做过狂热的大国梦。大国梦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指望依靠权力、实力让国家成为大国，享有支配他国的荣耀，本质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英国智慧的启示

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就必须回避成为一个大国。英国似乎就展示了一种有点例外的大国模式。《大国崛起》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该片津津乐道的伊丽莎白女王差点毁了英格兰，正是在她统治时期，君主专制主义初露端倪，试图颠覆英格兰的古老宪政。她跟欧洲大陆的专制君主一样是重商主义者，为了增加王室财政收入，随意增加税收，出售垄断权、专利权。英国的国力确实由此增强了，并在战争中打败了西班牙，用今人的话说，英国“崛起”了。

然而，崛起的代价却是专制君主制的强化。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之后由苏格兰入承大统的斯图亚特王朝两代君主，把伊丽莎白女王的专制倾向发扬光大，试图在英格兰建立绝对君主专制统治。幸运的是，清教、法治与宪政观念让英国人勇敢地对这种近代物质主义国家哲学说不。英国人坚信，国家权力永远要服从上帝，追求正义，并受法律约束，哪怕是在战争状态下，国王也没有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

这些信念是相对古典的，正是这种信念，让英国人没有像欧洲大陆各国一样，变成权力与实力的崇拜者。相反，英国重申了“古老的宪政”（ancient constitution），强调了法律主权，率先建立了自由宪政制度。在此制度框架下，英国人的创造性释放出来，形成自由市场制度，该制度又催生出工业革命。只是在这之后，英国才真正成为一个“大国”。

与其说英国是一个“大国”，不如说是英国是一个“好国”。“大国”不过是英国人追求好国家的附带结果而已，好国家本身才是最重要的结果。正是这个优良的政体，让英国人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并未丧失自由，反而不断扩展自由与权利；同样是这个优良政体，让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安排胜他国一筹——尽管殖民统治本身无疑是丑恶的；事实上，英国各殖民地在独立之后普遍沿用了英国的法律制度与宪政框架。后来在帝国衰落过程中，英国人的自由与福利也并没有遭受损失，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英国成为大国中唯一经历大国自然衰落而未遭国破家亡命运的国家。

这个例外昭示了一种有待国人高度重视的治国智慧——其实孔子的王道思想蕴涵了同样的智慧。中国以其庞大的体量，注定了要对世界发挥重要影响力。假如其他国家盲从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中国增加影响力的过程很有可能招致冲突。但是，国民若盲目追求这种影响力，治国者若完全专注于应付这种冲突，则必然让国家深陷物质主义陷阱，成为大国的过程也很可能埋下祸根。

所以，“崛起”话语本身是令人忧虑的，因为谈论崛起者或多或少迷信实力、权力。崛起论者有时也谈论制度的重要性，但他们把建立好制度仅仅视为一种手段。有些人大谈“软力量”，貌似超越物质主义，但其实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因为他们把文化、道德工具化，孔子、儒学成了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道具。可以说，生活于当今时代，实力与权力的诱惑确实十分巨大。

中国的十字路口

中国能否像英国那样成为另一个例外？

当年北京的大学生们正是愤激于强权即公理的现实而发起了“五四运动”。然而，深为积弱状态刺激的中国知识界反而一直是该教条的忠实信徒。自严复以迄今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广为流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人们观察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伦理信条，“现实主义”几乎是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的普遍信念，报纸上经常说，弱国无外交，中国强大了所以别国就尊重中国了云云。

为此，人们本能地支持一种立国思想：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国家强大，过去几十年来的国家哲学都带有强烈物质主义色彩，并发展出一套国家动员体系：政府占有各种资源，也控制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从最初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到80年代之后发展“综合国力”，始终都是在物质性力量上打转。90年代以后流行的主流经济学也强化了整个社会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

但是，这几年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已经表明，这种片面的物质主义的现代化进路是走不通的。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国民，尤其是精英能否超越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拒绝实力的诱惑，放弃实力话语，也不再奢谈“大国”崛起，而把建立“好”国家作为首要目标？

这个好国家既包括法治民主制度，也包括向善的国民道德与健全的社会组织。这些才是国之所以大者，因为只有这些能让每个国民像人那样生活，并且把他者也当成人对待：这一点既是人的最高目的，也是国家的唯一目的。国家的力量强大与民众的财富丰裕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它们不应反宾为主，成为国民、国家直接追求的目的，它们甚至连手段都不能算，至多不过是追求好国家的一个附带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