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论孔子的复活
● 张绪山
一、孔子身后的荣辱沉浮
孔子生前是颇自负的，称“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以文王、周公的托命人自居,为复兴“周礼”而奔走呼号。然而，终其一生可谓壮志未酬，宏图未展，颇不得志的，除去鲁国司寇位置上的短暂风光，几乎没有值得夸耀的政治阅历。去官之后，怀揣经国济世的政治理想，坐在牛车上风尘仆仆地颠簸于列国之间，有时几乎饿扁肚子，其体肤之苦可以想见；然而，更大的痛苦恐怕还在于精神上：他以绝大的希望汲汲于兜售他那套自以为是的治国方略，而屡屡受拒于诸国君主，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理想无所寄托，其心情的抑郁与苦涩，可以想见。他政坛失意而转心于教化人才，虽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对弟子们能否不折不扣地遵从其“道”，并无充分的信心，故有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的怅然之叹。可见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道义高论，即使在他的众多亲炙弟子，也绝难践行。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人世，想必是悲凉而充满挫败感的。
然而，孔子生前始料未及的是，他身后留下的竟是一支潜力巨大的“原始股”，时来运转，行情竟一路看涨起来。尤其是，他所创立而由其徒子徒孙发展的学说，竟然被汉帝国政府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全国民众唯一的指导思想。这自是一生怀有“帝王师”梦想的孔子生前一直求之不得的。这个结局与汉高祖的个人素养有关。刘邦虽痞气十足，但文采风骚皆有所不逮；更重要的是，此人脸皮虽厚，但还没有达到厚硬无比、针扎不透的程度，所以不敢独擅道统，让手下的文人班子帮着鼓捣出何种“主义”或“思想”来。否则，历史上流传的就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刘邦主义”或“刘邦思想”了。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即使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自称“奉天承运”，文治武功超迈前人，但都不敢以道统自任，自立思想流派。随着皇权专制制度的高歌猛进，孔子的学说竟成了帝王们用来钳制人们思想的最得力的工具，须臾不可缺少了。于是，孔子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地升腾起来，除了木制或泥塑的替身以“万世师表”的教师爷身份端坐于文庙，接受醉心功名的书生们供奉的冷猪肉外，还受到各朝皇帝们的推崇，被抬高到赫然可怕的高位。唐代时进爵“文宣王”，宋代时进至“至圣文宣王”，元代来自漠北的蛮族皇帝夺取了汉家皇帝老儿的人肉宴席后，为了显示道统纯正，竟显得比汉家皇帝更加尊孔，给孔子奉上一顶“大成至圣文宣王”的显赫高帽，让孔子最终当起了冠冕堂皇、帝王气派俨然的“素王”来。
然而，自从习惯于以孔子学说教化蛮夷的“中央帝国”，被船舰利炮的近代西方“蛮夷”彻底击败、失去任何胜算机会后，孔子本人和他那班徒子徒孙们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便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一班不尊祖法、胆大包天、离经叛道的留洋学生们，就像西洋人借助于望远镜看到月亮表面的凸凹粗糙，以显微镜看到了病原体的真面目一样，借助西洋人的“异端邪说”，从两千余年间一直为帝制“维稳”竭诚效力的儒家思想的光鲜表层下，发现了其中掩藏至深的污垢，并确认其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之罪魁祸首，大兴问罪之师，口诛笔伐起来，于是乎，孔子及“孔家店”不仅失去了往昔的耀眼光环与神圣之貌，而且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人清算的对象。
时光荏苒，星转斗移，五十多年过去之后，孔子的处境更加不妙，据说一位叫林彪的野心家虔信孔子之说，滋生了篡党野心，要复辟中国历史两千年历史上从未真正成长起来——至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妄想使几亿中国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阴谋暴露后，慌忙外逃，横死异域。于是孔子被与林彪捆绑在一起，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角之一，成了全中国人民妇孺皆知的“复辟狂”，千夫所指的“孔老二”。想当年，儿童时代的笔者作为红小兵——“红小兵”是模仿“红卫兵”而来，由于在年龄上还不够“卫兵”资格，所以只能称作“小兵”，冠以“红”字以突出其“革命”色彩——胳膊上戴着菱形的红袖徽，与同龄人扯着嗓子高唱：“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已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红小兵齐上陈，大家都来狠狠批，嘿！”历史上被奉为圣人，受历代儒者顶礼膜拜的孔圣人，落到遭受黄口小儿戏侮的地步，不仅威风扫地，尊严丧尽，而且求凡人资格而不可得，真可谓落魄到了极点。
讵料世事难测，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进入21世纪以来，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渡过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窘境，终于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媚光景。在一阵阵如火如荼的读经热与祭孔潮之后，更引人瞩目的一幕出现了：20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100年之后——的年初，一座高9.5米，重约17吨，凝聚着艺术家虔诚心和敬畏感的孔子雕像，巍峨地矗立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虽说百日之后又被人悄然挪走——这自然让一班情绪高昂的偶像崇拜者大失所望——但以雕像形式堂而皇之地供人瞻仰，已足以向世人表明：孔子终于复活了！
二、关于孔子复活的三个问题
孔子雕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公开亮相，使很多人处于亢奋状态。一时间，“孔子回来了”、 “孔子思想高调复兴”、“传统回归”、“国学复兴”、“道德重振”，诸如此类的赞叹声不绝于耳。然而，我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问题一：如果孔子复活，是否赞成人们为自己塑像？这似乎是一个诡辩性的问题，因为两千余年前的孔子不会回答这个疑问。不过问题并非无解。我们可以求助于他的学说来一探究竟。首先，孔子主张中庸之道，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这突如其来的尊崇，一定使他感到惊诧莫名，大惑不解。几十年前领袖还对孔子的学说不屑一顾，轻鄙地断言“孔学名高实秕糠”，以至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加以讨伐，让孔子在全民族上下义愤填膺、异口同声的讨伐声中，落了个灰头土脸、声名狼藉的“复辟狂”的形象。现在大家都明白，“举国体制”下那样的“举国行为”乃出自领袖有目的、有步骤的“谋划”。有此一鉴，恐怕孔子本人也难免怀疑目下这“恩宠”与“抬举”背后的政治动机，将它与某种“谋”联系起来。其次，孔子一生力主君臣秩序、等级名分，一贯反对“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现在的艺术家却把那块石头神秘兮兮地弄成9. 5米，暗寓“九五之尊”之意，置孔子最重视的“等级秩序”于不顾，将孔子与专擅“天子”资格的皇帝同列。对于孔子而言，这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为，其悖谬不下于季孙氏的僭妄，想那孔子必定忿然作色，抗议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可以断言，把块石头弄成孔子的模样，让人们像参观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参观礼敬，且美其名曰发扬国光，弘扬传统，在根本上是与孔子一贯的主张相悖的。
问题二：尊重传统文化是否就一定要让儿童乃至全国民众尊孔读经？在皇权帝制时代，尊孔读经大概就像人要吃饭穿衣一样，是不会受到怀疑的，相反，怀疑才是不正常的。然而，近代以来尊孔读经一直是个大问题。康有为于1916年在致北洋政府书中说：“虽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心，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时报》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日）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人听来，这些话不啻于一位跳大神的民间巫师作法表演时的咒语。对于这咒语般的“高见”，鲁迅反问：“欧战时候的参战……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只轻妙的一问，已经刺破了这充满幻想的肥皂泡般的儒家救国蓝图。
近代历史展现的事实是，主张尊孔读经者，表面上是虔诚笃信，其实是冥顽不灵或别有人心。鲁迅说：“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十四年的读经》）鲁迅的话并非无稽，近代历史事实可以为证：尊孔读经鼓吹最力者，差不多都是些狡黠之徒或令人不齿的人物。袁世凯天坛祭孔的仪式可谓浩大，但目的不过是想以孔子为敲门砖敲开帝制的大门。北洋军阀中的孙传芳、张宗昌都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极力推行尊孔读经，其实是心怀鬼胎，别有用心。这样的人物号召尊孔，让人很自然想起“婊子讲贞洁”与“屠夫谈戒杀”之类的滑稽。在这些混世魔王那里，孔子的学说始终是劝人“非礼毋”的工具，而不会约束自己的“男盗女娼”行为；所谓尊孔也罢，读经也好，孔子学说中克己修行的内容，总是被用来约束平民的行为，而对食肉者的欲望放纵从来不起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代以来公开亮起“打倒孔家店”旗号，反对读经及接受儒家政治伦理的，大多是与时俱进、崇尚民主理想的思想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都是著名的“倒孔者”。
在读经尊孔问题上，鲁迅的话永远值得人们警醒：“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儒家学说的功效在于维持社会的教化，叔孙通认为“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看中的正是它的教化功能。在中国的权势者那里，孔子与孔子学说始终脱不掉“敲门砖”的角色，而这“敲门砖”对使用者而言只是“有用”而已，根本与信仰无关。同样，目下的尊孔读经，当做表演来看则可，但若抱了诚心将这表演当成榜样，以尊孔读经为解决当今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则一定脱不掉被人笑为“笨牛”的结局。
问题三：孔子学说乃至整个儒家学说是否可视之为当下公民社会建设关键时期的治世良方？是否有助于民主与宪政的建立？我们知道，孔子的学说乃与前现代的社会制度相适应，是传统农本社会的产物，是为皇权专制制度服务的意识形态，其政治伦理与与现代社会政治伦理的对立是公认的事实。陈独秀说“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又说：“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伦理学说……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再答俞颂华》）李大钊明确表示：“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换言之，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以前，尊孔读经意味着固守前现代的政治伦理，使现代政治民主面临更多的阻力。
“权力为恶”既是几千年人类面对的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宪政民主绕不过去的根本问题。现代新儒家力图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变”，希望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伦理中开出宪政民主的新途径，并为此进行了许多探讨，但皆因前提存在根本性错误而难得正鹄。孔子学说的起点是“人性善”，儒家训导君王施行“仁政”，都是以“人性善”这个前提展开。但现在人们都承认，人性并非总是向善，从根本上讲，人类“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的观念才合乎实际。比较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对权力为恶的制度防范，儒家政治伦理缺乏以“制恶”为前提而展开的制度建设的设想，乃是至为显然的大缺陷。儒家设想君王能以“德性”克制其欲望，是过于一厢情愿的设想，因为君王乃至一切掌握权力者，都不能完全摆脱“半是野兽”的本质；尤其是皇帝，尽管他们自诩为“德善”天子，但在掌握至上权力的情况下，乃是天底下最易腐败的分子。两千余年中，皇权专制君主们暴戾恣睢，为所欲为，恶政、暴政代代而有，从未真正践行过儒家主张的“仁政”。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宋代的大儒朱熹明确指出：“（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可是实话。实际上，不仅朱熹以前的一千五百年孔子的学说未见实行，就是此后一千年间也未尝一日得到实现。以孔子及儒家的“性善论”为依托的“天王圣明观”与“权力神圣论”等观念，从根本上遏制了“权力腐败”观念的产生，使人无法认清权力的腐败本性，不可能确立“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权力观念，其结果是，以“制恶”为本质特征的宪政民主失去了立论的逻辑前提。
孔子及儒家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积极的入世观念，于政治家而言，它意味放任无道之世的肆虐，而仅仅守住“独善其身”的底线；但在芸芸众生而言，生活于“道不行”的世道，尤其是在暴君率兽食人的乱世，则意味着毫无选择地在水深火热之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因为没有“乘桴浮于海”的可能。孔子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有反对越权胡乱干政的含义，但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意味着与国家政治的绝缘。后世儒家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中心强调的是国家危亡时刻，民众对“家天下”国家的义务，而非兴盛时期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权利。历代书生言政被视为大忌，遭到严惩甚至诛杀，清楚地向世人表明，政治乃权力集团的独享之物；公共场所贴出的“莫谈国事”的警示，以及当代人们记忆犹新的“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说法，都说明政治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孔子又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确立民众服从权威的同时，更将民众对权威质疑与不满的权利尽数遏制。儒家学说将民众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与“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因此，欲从儒家思想内部找到通往民主宪政的路径，在根本上无异于缘木求鱼。
比较西洋诸贤的民主学说与当今的民主理论，儒家学说的缺陷不言自明。天道演化，与时俱进乃世间大道。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自然应放眼四海，对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遗产，兼收并蓄，采取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相号召，发起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伦理已近一个世纪，而一些所谓“文化人”仍停留在偶像崇拜阶段，对偶像顶礼膜拜，与皇权社会的臣民一般无二，骨子里仍是皇权社会里的帝王意识，岂非怪事！
三、孔子的复活无力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目下的中国在观念、价值层面似乎面临两大要务：一是对外推广中国软实力，二是对内重树道德、澄清官场腐败；许多人强调孔子复活的意义，多半集中于这两个方面。
三十年改革开放无疑已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表现，让全世界见识了中国智慧。在目下的一些人看来，中国迫切需要一位形象代言人，证明这种“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的真实存在，以及支撑其存在的背后力量，让西洋人认识到，中国可以不需要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照样可以做出不凡的成就。可惜的是，目下我族还缺少拿得出手的东西，寻来寻去，似乎只有旧货色可以利用，于是孔子再次成为了选择的目标。
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潮流中，孔子及儒家思想真能超越现代世界潮流中的主流价值观，助我拓展国家软实力，展示我盛世之雄姿吗?
孔子的学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现世主义的人生信仰。所谓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俗世理念与信仰；二是以“仁”为核心的“泛爱”道德观；三是以等级制度为核心、以“礼制秩序”为集中体现的国家政治伦理。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儒家的“等级观念”与权力结合，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利器。
从学说体系上，孔子的学说由“礼”“仁”构成，孔子重视“仁”，希望通过“礼”来实现“仁”，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孔子关于“礼”的主张，目标是“正名分”，确立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之序，尊卑、贵贱之序。所谓“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正是其核心观念。然而，应该明白，孔子及儒家主张的这套以“尊卑贵贱、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为特征的等级制度，乃是前现代社会（即农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以人格不平等为其特征的；在崇尚个人主义和人格平等的现代民主社会，民众根本不可能青睐这种等级理念。无论我们以何种形式送去，都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代民主社会所能接受的只能是以“仁者爱人”、“泛爱众”相尚的“仁学”学说。
然而，在已经习惯于基督教理念的现代西方社会，“自由、平等、博爱”已是整个社会妇孺皆知的基本理念。基督教的“博爱”理念强调“己所欲，施于人”，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为一体两面的同源体。在“博爱”理念面前，孔子的“仁爱”思想算不得新颖的思想。对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说：“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引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会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959年，第119页)中国思想家也有相似的认识。陈独秀说：“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使今犹在闭关时代，而无西洋独立平等之人权说以相较，必无人能议孔教之非。”（《宪法与孔教》）中外学者两两相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见儒家学说中区别于近代西洋政治伦理的，是其等级学说，而非其“仁学”思想；更何况，儒家“仁学”强调“爱有等差”，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在本质上已经逊色于基督教“博爱”精神所强调的人类“平等之爱”。
近代西方文明优越于传统中华文明者，实在民主与科学两端。近代世界之社会改造大潮流表现出三个显著特征，即：经济层面上，实现以商品经济为核心的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上，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建立科学思维。我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成就，是摆脱了此前三十年乌托邦理想对市场经济的敌视观念，确立了对开放的市场经济必要性的正确认识，并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层面上，我族已取得显著成就并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而，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科学思维层面，则仍然处在任重道远的奋斗阶段。可以断言，除非我们建立起完备的现代民主制度，高度发达的科学思维伦理，则任何“送出去”的东西的“软实力”都会大打折扣。
三十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中，负面的后果就是人心惟危，欲望横流。有的人甚至断称，从道德层面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一班所谓的“国学家”看来，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病局，都是礼崩乐坏造成的结果，只有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携其治国方案重回华夏大地，才能力挽狂澜，拯救被资本主义拜金热摧毁的传统道德，重现我族高尚的道德灵魂。所谓“儒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儒学代表了是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儒家思想挽救滑坡的道德”等等观点，以及近年来日渐高涨的读经热和祭孔潮，都是基于这种思维。
以道德挽救道德，一直是我族的传统思维定式。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话出自儒家弟子之口，自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政治设计就是以道德力量来匡正社会，惩恶扬善。不过，一本二十四史让人看到的，并不是“乱臣贼子”在《春秋》大义面前心惊胆颤、瑟瑟发抖，而是乱臣贼子为私欲驱使一往无前，前赴后继。然而，从孔子开始，每当“礼崩乐坏”之际，往往就有人为恢复所谓“三代”完美之制奔走呼号。这已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文革”时期盛行“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刹那”、“灵魂深处闹革命”，以现代条件下的“思想制胜”手法将儒家的“修身”传统推向极端。目下将孔子复活视为拯救道德沦落的救命稻草，显然是渊源有自，一以贯之。
但问题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真有重树道德、澄清吏治的奇妙功效吗？
治病需对症下药。欲治当下道德败坏、吏治腐败之疾，须知病根何在。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效的劝善道德伦理以及实在的道德榜样；一是有效而健全的高度灵敏的惩恶法制机制。这两者相比较，后者更重要。当一个社会过度重视道德教化，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惩恶法治体系时，其结果必然是，恶性得不到遏制，道德教化沦为虚伪的说教，整个社会陷于普遍的虚伪。因此，挽救当今社会道德堕落和吏治的腐败，一是要有保护善行的健全的社会机制，二是以强有力的法治措施遏制恶行。二者缺一不可。从本性上，人易于为恶，难于向善，古谚“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对权力恶行的及时惩治尤为重要，乃是道德改良、吏治澄清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揆诸当今吏治，人们看到的是令人心寒的事实。首先，在“主权在民”的誓词下，名为主人的民众在自称“公仆”的权力控制者眼前，仍然是皇权时代卑微可怜的“草民”。这一事实并不因为宣传机器对所谓“主人翁”天花乱坠的廉价赞辞而有所改变。名义上的“主人翁”的这种“草民”本质，在掌权者的 “下意识”的话语中不断暴露出来，如不久前有高官气壮如牛地直斥民众“算个屁”；而今又有高官放言：“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此均为官员之肺腑之言，真实心态，乃是经两千余年积淀而浸入骨髓、融入血液的传统政治伦理观念，不可简单地以戏言视之。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虽写入宪法，但人们看到的却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现代翻版。普通百姓小偷小摸十几万元，就可能被处以极刑，而“食肉者”阶层里的高官将数千万乃至数亿国民财富攘入囊中，多数仅判处“死缓”，然后再转入有限度地逍遥。第三，高尚的道德说教比比皆是，但善行却得不到有力的呵护。“钓鱼执法”所体现的“有罪推定”对公民的向善心是毁灭性的打击；而法院判决中对助人者遭受诉讼时提出的“与你无关为何助人”的质问及有罪判决，使人相信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善行，也不应有对他人的善行。“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飞”等诸如此类的“让领导先X”，已经让整个社会真切地认识了“权力优先”的事实，在“权力优先”面前，“美德优先”、“善行优先”已经失去其本应有的道德感召力量，而逐渐沦为一种虚伪的说教。
与此相应的是，恶行大行其道而得不到有效惩治。野蛮拆迁层出不穷、肆无忌惮；卑微民众的呼天抢地的哀求，在冷酷的权力面前竟是那样的柔弱无力；一度盛行的“恶意上访”的官方界定，展示的是寻常民众必须面对的权力恐怖，让人怀疑这世道还有多少人性之善，是否还有人性之善；“包二奶”的官员数量之多，用“过江之鲫”来形容已不过分，以权谋色已经成为一种官场风气，欲望放纵的猖狂无忌，似乎成为官员“事业成功”背后的应有之义。尤为滑稽的是，衣冠楚楚、危襟正坐地向人们宣讲廉政美德的，正是这些被认为应代表社会正义和美德的“公仆”！动辄将亿万公款纳入囊中，已是当下官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场景，“升官发财”的旧传统以新的形式展现出超迈以往的活力；较之传统的贪官，现在的贪官本领更大，动辄将亿万贪款转移到国外，然后再将家人移民海外，孤身一人留在国内，一边洋洋恣睢地享受着“X奶”的美色，一边激情满怀地向广大民众宣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美德与爱国主义高尚情操，一旦风吹草动，自己也溜之乎也。一言以蔽之，光鲜的外表之下，寡廉鲜耻、贪鄙龌龊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官场特色。表面上大讲“仁义道德”的高尚之士，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的无耻之徒。这样的恐怖人物不论多少，都足以摧毁民众对社会美德和善行的信心与信任，足以扼杀人们向善而为的冲动，更何况这种寡廉鲜耻的“公仆”正犹如旧时蝗灾发生时遮天蔽日的蝗虫，滚滚而来，沛然不可抵御。
在权力居于社会中心、政（治）教（化）合一的中国社会，权力控制者的思想作为对社会风气的演变具有决定影响。然而，官场上演的却是一幕幕“劝善者为恶”、“讲廉者贪腐”的滑稽大戏。有人说官场上并非人人作恶，但我们要知道，政（治）教（化）合一的社会，部分官员的恶行就足以摧毁整个社会对美德与正义的信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告诫，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公德与善行遭到公然蔑视，公平与正义被无情践踏，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即使是真正的道德高尚者都难以唤起人们对善行的信仰，更何况伪善者的言不由衷、巧言令色。
两千余年前，孔子以复活周礼的手段挽救社会的“礼崩乐坏”，最终无功而返；此后的历史也证明，道德呼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道德堕落与吏治腐败。既然孔子的说教不为那些应该为民示范的“公仆们”所接受，又怎能指望民众天真地接受？要知道，张扬善行和正义的前提是人们相信“邪不压正”，对“善”怀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当恶性得不到阻遏，善性成为嘲笑的对象时，社会正义和美德的弘扬是无望的。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建设的严重滞后，是造成吏治腐败、人心堕落与社会风气恶化的关键；于此情势中，不去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寻求解决之道，而乞灵于两千余年前的孔子及儒家思想，在道德教化中绕圈子，岂非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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